副书记的后悔

听说副书记去世多年了,死在极度贫困的家中。我感到悲哀,不但是对他个人恐怕更多的是对那年代的悲哀。象他这类人何止千万,只不过我认识他这个具体的人物,所以想在这记录一点往事。

副书记大约是七二年调来的,之前是一位副县长的秘书。其实他是自打小就当上了这位副县长的勤务,那还是在土改的年代。一位十四岁的小青年跟着土改工作队长离开家乡在闽西北各地转开了圈子。土改队长教他读书识字,教他革命的道理,还帮他娶了妻,待之如子。二十多年来他没离开过土改队长,到了有一天已经当上了副县长的原土改队长面临退体的时候将他放了出来,给了个公社副书记当当。

在这种长期的熏陶之下,土改队长等于共产党,土改队长等于父亲,所以此人忠心不二极其自然。他的忠心是真的,一点也不作假,没有任何取巧或投机的嫌疑。这是一位朴实的无私的将上级当政策将政策当思想的共产党人。

副书记不喜欢办公室,喜欢下乡。他总在最底层活动。公社开会经常需提早通知,因为他很可能在哪个极偏僻的山村蹲点。

副书记平易近人,只要和政策无关他其实是很随便的人。他生于山里,以后的工作也大多和山里人有关。他吸着当地的土烟,那种呛一次就狠记一辈子的土烟。他穿着和当地人差不多的衣衫,脚上一样的百纳鞋。他喜欢去山民家中聊天,聊到哪家就在哪家吃饭,吃一次给五毛钱,而且绝不允许另加菜。在日常生活中他从不会多占山里人半点便宜。总之,若不是因为那把挂在腰间的手枪他和山民没啥差别。哦,其实他的样子就象是一位老游击队长,一个土地革命时代的遗物。

副书记在原则上不可通融。他的原则不是法律法令也不是中央文件,而是上级的指示。上级的指示对他而言全都是金科玉律。而且他有一种特别的本事,他能相当顺利的将上级的指示逐条和毛主席语录或中央文件一一对应。所以他讲起话来十分的流畅,而且十分符合某种逻辑,至于有没有道理他认为这根本不是一位下级所需要知道的。

他识字的原因是为了看毛主席的书上级文件以及报纸,在当时,报纸其实也相当于上级文件。对于其它的书籍他认为毫无用处,在这点上他好象有点道理。他说了,土改队长是一位上过大学的人,就因为他的老上级读书太多所以才永远都只能当副县长。这是对父亲一般的老上级的维一的批判。

他对上级指示的执行不但从不折扣而且喜欢加码,上级说十他肯定说一百,上级说拆窗他一定会炸房。这完全符合他的性格,也符合他的理论。他说:“什么事都会打折扣,不加码等事做完了也就全变样了,毛主席说了矫枉必需过正!”他自个有病吃药一定吃双份,罗医生曾私下说:“按这人的脾气若是开刀一定会要求我多拉几下。”所以七三年上级要求提高产量并制定了若干措施,他立马卷起铺盖住进了村子。那架势跟准备冲锋的士兵没啥两样,因为他很清楚,要让这些山里人按新方法种田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山里阳光少水凉,以烂泥田为多。当地祖传的稻子很高,杆子硬挺,稻粒大,秧距一尺二,只种二季,产量不高。但是这品种有它的好处,一是不需要太多的肥料,其实当地人根本不送肥,也没肥可送,有一点人粪便主要用在自留地的菜蔬上了。二是抗倒伏,稻子倒伏都是在灌浆的时候,烂泥田里的倒伏是灾祸,严重的倒伏将会棵粒无收。三是秧距大,有利于通风采光,山里往往只有四小时的光照,光照不足是植物的大忌。不知袁教授现在的硬杆高产稻是否适应这种环境?反正当年肯定没见有更合适的品种。

这次县里下了决心,一定要改变这种传统的种田方式。主要是三项措施,其一是早播改种三季,其二是矮杆密植,其三是追化肥。这三项措施不能说完全不通,只要得当应该会有相当效果的。

副书记又来加码了。上级要求早播十天,我们早播一个月。上级要求株距八寸,我们三寸。上级要求追肥,我们每天上县化肥厂去挑,挑多少往田里倒多少,不必计量。

会场下面的山民不吭气,老队长直皱眉头,大家知道这人发起狠来蛮不讲理。第二天真的大干起来了,一切按照副书记的指示运转。挑氨水的,搭温室的,浸种的全动手。副书记盯上了门口那几十亩地,亲自下田督办。他说要弄出个榜样。中国人原本听话,就算是知道将被活埋也是次序井然一个一个往土坑里走。不过这次山里人想使点巧劲,表面上干的挺欢,暗地里做自已的事。老队长说了,这门口田就让他折腾去吧,山内的该怎么干还是怎么干。每天上县城化肥厂挑氨水的人还是照去,转个圈回来说今天没水,供应不上。另外育了秧,老种子,专门用在深山里。

由于挑氨水不符合他的要求,他每天一大早亲自督促。这天公社来人通知副书记开会,说很重要,和知青有关,他不去,副书记说若不将我们村这项任务完成他决不下战场。

这天本应去十个正劳力挑氨水,有二个病了去不了。他要老队长增人,老队长手头没闲人,心想反正是混的不如叫这些知青去算了。村子里一共有九位知青,我们一伙的是八个,另有一位是当地县城来的。我们这些人也不知道这中间的猫腻,一听说挑氨水全都一句话:“嘿嘿,没门,不去。”说完话干脆全都躲了起来。副书记知道我们这伙人根本是绣花枕头没用,也不知为何却盯上了另一位当地知青,一定要他去。这位老兄也是一句话:“不去!”这一来一往吵了起来,副书记火了,说是不去就绑!真叫上民兵队长将这位知青给绑了。平时这位民兵队长看这些知青吊儿朗当就有点气,在绑人的时候剩机给了几下。等我们几个得知消息跑出来时人已经给押送公社去了。

副书记怎么也想不到当天要他上公社开会传达的就是关于“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这事。后来据说当人绑到时,正书记吓了一跳,想私了,我们村这老兄不肯,书记也怕有牵连,赶紧将这位知青送去了县里。当晚,县政府马上立案到村里来将副书记给逮捕入狱并被判了八年,罪名是毒打知青,和毛主席的指示对着干。

副书记在狱中从来没有后悔过绑人的事,他认为绑人是为了工作,是为了坚决执行上级交给的任务而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他只是不断的念叨着:“我为什么当天不去开会?我为什么错过了了解上级精神的机会?如果我知道了毛主席的指示我就不会绑这小子了。”

这年因为秧插的太早冻死了许多,补了百份六十的秧。副书记的门口田肥下的太多,秧距又密,长的煞是好看,密密麻麻郁郁葱葱绿油油,只是不抽穗。还好深山里的稻田被老队长偷偷按老方法种的,收成不错。第二年副书记不在了,换了一位其它干部。这位老兄只会喝酒和找女人,从不去干涉村里的农活,大伙好酒好肉将他养着相安无事。老队长一脸迷惑的说:“这到底是哪一种人更好?”难怪老队长迷惑,这个问题有史以来似乎从没解决过吧?

副书记不是一个坏人,他热情,真诚。但从他给百姓带来的灾祸看他也不是好人,当然这不能全由他个人来承担,但毕竟与他个人有关。在村子里他的倒霉没人同情,大家不可能忘记他的门口田。但也没有太多的怨恨,善良的山民好象也明白这个道理,这的确不完全是他这个人的过错。我想如果是现在的话副书记这种人似乎会比另一种人至少更可爱一点,可惜他生不逢时。

副书记有一老妈,老婆是个山村妇女,没生养过儿女。副书记坐了四年牢,出狱以后安排在一家工厂当工人。身体不好,可能是以前双份吃药的原故吧,很多药对他都没效力。特别是被捕坐牢这事对他的打击太严重,他由此失去了以往生活的准则和目标。后来退了休,母亲已经去世了,靠着老婆多少种点地加上极少的一点退休金过日子。从此身体更差了,长期卧床,浑浊迷惘的老眼里总是在说一句话:“我为什么当天不去开会?”这话据说一真念叨到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副书记应该不懂什么叫忏悔,他只知道后悔,后悔了半辈子。如今不知道忏悔光知道后悔的人是越来越多了,这种人不如副书记,因为副书记至少还有朴实和真城在。

都是过去的事了,但听到他的去世我还是感到悲哀,一种莫明其妙地不应该有的悲哀。

2001年5月26日星期六